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2年4月14日第5版

建設中國特色的互聯網國際政治學

余麗

進入21世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一輪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加速應用，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挑戰，建設中國特色的互聯網國際政治學應時而生。建設好中國特色的互聯網國際政治學需要把握四對關系，即歷史性與時代性的關系、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理論性與實踐性的關系、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關系。

把握歷史性與時代性的關系

建設中國特色的互聯網國際政治學需要兼具歷史性和時代性。人類在發展，時代在前進。從公元前800年走到21世紀的今天，人類文明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滄桑，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發展到了互聯網軸心文明形態。互聯網是科技革命的產物，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推動著人類文明向前發展。21世紀初的互聯網生態，解構了舊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建構了新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以數字化和虛擬化的方式與傳統社會碰撞，迸發出史無前例的創新力量，這種力量不斷推動著人類社會發展的車輪，互聯網成為人類文明的軸心。互聯網時代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

把握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

建設中國特色的互聯網國際政治學需要兼具世界性和國別性。一般認為，西方學者基于西方文化，構建出一整套國際政治理論，用于描述、解釋現實世界。因而，西方學者“先入為主”，設計國際政治話語體系，逐步掌握、不斷鞏固著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但是，西方學者基于西方文化所創設的國際政治理論，難以擺脫“西方中心主義”傳統的窠臼。伴隨著自身實力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中國由處于國際社會的邊緣區域逐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對話語權的需求在相應增強。面對西方國家對國際話語權的壟斷，為了打破或者說削弱其強勢地位，提升中國的話語權，中國學者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中國學者普遍認為，西方的國際政治理論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總體特征，但其特殊性表現在文化的區域性缺陷上，這就限制其普遍性。與此同時，世界上還存在中華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等多元性文化，如果簡單套用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對中國古代、現代和當代現象的解釋力是遠遠不夠的。由此，中國學者為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付諸了努力。

顯然，基于“自我”與“他者”的視角，國別性和世界性具有一定的相對性。而解決這一相對性問題，我們需要尋找具有絕對屬性的工具，超越東西方之間圍繞“國別性”和“世界性”的循環爭論，而技術則具有這樣的屬性。技術是一種工具、一種客觀存在，能夠被文化背景相異的不同國際政治行為體使用，并能產生相應的、同等的效應。在互聯網“軸心”時代，再也沒有比互聯網更適合我們的“工具性”技術了。特別是圍繞對技術的探討，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創新國際政治理論過程中在“國別性”和“世界性”之間的猶豫徘徊，但這并不否定互聯網的“非中性”作用，即互聯網被國家使用，它就兼具技術工具和國際政治工具的特征，成為追求國家權力、國家利益的工具。

故此，以互聯網為載體，研究其與國際政治之間的內在邏輯，構建兼具“國別性”和“世界性”的理論分析框架，用于描述、解釋乃至預測世界，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

把握理論性與實踐性的關系

建設中國特色的互聯網國際政治學需要理論創生與實踐兩個方面相互統籌，理論來源于認識，認識來源于實踐，理論可以指導實踐。

互聯網是自變量，國際政治行為體是中間變量，互聯網對國際政治作用的結果是因變量。互聯網作為國際政治范疇中的自變量之一，它以自身獨特的方式滲透到各個行為體之中，以互聯網特有的內在規定性或是引導行為體的行為，或是否定行為體的行為，并迫使行為體服從其內在的法則以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互聯網通過個人、國家與國際體系三個層次影響國際政治之路徑；互聯網通過國家利益、權力與安全作用于國際政治之運轉核心；互聯網對國際政治行為體的影響，也必然投射到國際政治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上，即一方面影響互動的頻率和范圍，另一方面也增添了互動的方式。互聯網通過對行為體之“內在”和行為體之“外在”施加影響，從而實現了對國際政治的作用。

當然，我們應該看到，互聯網對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是互聯網國際政治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尤其是在虛擬的網絡空間，對國家行為體而言，是安全優先，還是自由優先？事實上，在虛擬的網絡空間，國家行為體皆致力于強化自身在全球網絡空間中的權力，網絡空間國家治理呈現“安全”對“自由”的優先原則，網絡空間成為當下大國權力角逐的競技場，網絡空間國際治理也隨之成為國際政治研究的重要議題。

以往的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延續了以國家安全為關注重心的路徑，相關討論涉及傳統安全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并承接了在冷戰時期兩極格局之下有關核穩定、核威懾、核不擴散的軍事安全戰略研究的衣缽。但是，我們正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信息通信技術、量子通信、5G、大數據等新技術變量的介入，對于網絡空間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影響何在？在虛擬的網絡空間，數據跨境流動對于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影響又何在？在聯合國框架下各方怎樣合作才能有效解決以上網絡治理問題？等等。對于上述基本問題的回應不僅具有學術價值，還具有一定的現實政策意義，是探索網絡空間治理新的內涵與形式的應有之義，也是促進互聯網國際政治學研究的強大動力。

把握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關系

建設中國特色的互聯網國際政治學需要統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關系，這是我們在研究中需要努力的方向。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的主要物化形式就是生產工具，生產工具的變革是一個時代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從古代、近代、現代到當代，人類生產工具的變革經歷了刀耕火種、鐵犁牛耕、機械種植到物聯智能和互聯互通。互聯網技術在不斷發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也被廣泛應用，人類的創新技術為互聯網國際政治學研究帶來了無限生機。網絡空間不斷拓展，從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等不同路徑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也在不斷深化。在此過程中，新的命題不斷產生，互聯網國際政治學也需要設置新的研究議程，以進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論分析框架，增強描述、解釋和預測的能力，并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實踐應對能力。例如，在國際體系轉型時期，因互聯網而衍生的量變，在怎樣的條件下會導致質變等一系列新問題。再如，互聯網為科學技術工具的典型代表，作為自變量，它起著基礎性和根本性的作用。互聯網國際政治學建構之中，與“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元概念具有原生性的密切關聯，這些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研究。互聯網國際政治學的建設，將推動不同學科之間，如國際政治學、信息與計算機科學、外交學和軍事學等學科間的交叉、融合、滲透，并且可以為國際政治理論不同流派之間的對話搭建新的平臺，提供不同的分析視角。

在虛擬的網絡空間，如何使用好互聯網、維護好互聯網，是世界各國需要共同回答的問題。對全人類而言，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上上之策。綜上所述，人類在網絡空間共建之基礎為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共建之障礙為互聯網對國家主權、利益和安全帶來的挑戰，共建之依據為國際法規定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需要各國遵守，共建之目標為國家間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共建之路徑為國家間的彼此合作。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數據主權安全保障體系建設研究”（21&ZD168）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媒體鏈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279&eid=43828&sid=202674&idate=12_2022-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