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后，黨充分認識到我國的現代化必須是解決城鄉人民貧困的現代化，這就要求改變過去那種高度集中和僵化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改變事實上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探索走城鄉協調的現代化道路。全面推進城鄉社會改革，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極大增強了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工農業發展速度明顯加快，我國逐步實現了從溫飽向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黨的十五大把推動工業現代化和農業、服務業現代化，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代化的重要內涵。進入新世紀，黨通過取消農業稅和加強新農村建設等諸多舉措，持續解決城鄉發展差距過大的問題，中國進入統籌城鄉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階段。

進入新時代，農業農村現代化成為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愈加重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作為一項長期堅持的方針，大力推進脫貧攻堅，全面實施鄉村振興，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逐步推動建構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著力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使得統籌城鄉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成就，進而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城市建設思想文獻挖掘、整理與研究”（19ZDA01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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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總結黨認識城鄉關系的百年歷程

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城鄉關系是貫穿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歷程的重大課題。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在長期社會實踐中經歷了不同發展階段，從而既具有豐富歷史內涵又具有鮮明時代特色。

從“農村包圍城市”到“城鄉兼顧”：黨對城鄉關系的初步認識與轉變（1921—1949）。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是中國共產黨認識城鄉關系的基本依據。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直接決定了當時的城鄉關系，其本質體現為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階級與主要盤踞在城市的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勢力、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與斗爭，使得農村問題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的主要焦點。這為中國共產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社會基礎。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黨把領導城市工人運動作為首要任務，形成了“城市中心論”的革命思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認識到中國大城市集中了帝國主義和買辦大資產階級力量，形成了政治上城市殘暴統治鄉村、經濟上城市依賴鄉村的局面，城市無法脫離鄉村而實現獨自發展，“城市太小，鄉村太大，廣大的人力物力在鄉村不在城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受壓迫、受剝削的局面，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廣泛依靠農民、發動農民，“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思路應運而生，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了城鄉關系，才帶領人民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對城鄉關系變化有了全面認識，“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建設方針，深刻表明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已經轉變為“城市領導農村”“城鄉兼顧”的思維路向，為黨領導推進新中國城鄉經濟恢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思想。

從“城鄉兼顧”到“城鄉分離”：黨對城鄉關系的再認識與發展（1949—1978）。

新中國成立初期，無論是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還是從工礦企業民主改革到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改革，均旨在徹底改變舊中國城鄉關系，力圖以全新方式解決近代中國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并為恢復城鄉社會經濟創造有利條件。

這一時期，黨中央多次強調城市的引領作用和處理好城鄉關系的重要性。1949年12月，周恩來分析新中國城鄉和工農業發展時特別指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視鄉村這個廣大的農業基礎。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都是辯證的兩方面，決不能取消或忽視任何一方面”。毛澤東在領導全黨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多次強調要處理好城鄉關系、工農關系，始終要處理好國家、合作社和農民的關系，保障農民的切身利益。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由于黨還缺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科學處理城鄉關系的實踐經驗，“城鄉兼顧”等一系列正確認識沒有得到徹底貫徹落實，而在事實上形成了以農支工、以鄉援城的二元體制。這種體制為新中國在較短時期內建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工業化奠定了堅實基礎。與此同時，由一系列制度性變革形成的城鄉二元關系也有其后果。統購統銷制度的確立實施，造成了城鄉商品市場的分割；城鄉戶籍制度的制定實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執行，造成了城鄉治理體系的分割。歷史實踐表明，只有不斷解放思想，不斷深化對城鄉關系的認識，科學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破解城鄉二元對立，才能實現城鄉人民從貧窮到小康的歷史性飛躍。

從“城鄉分離”到“城鄉統籌”：黨對城鄉關系的深刻認識與轉向（1978—2012）。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逐漸由“城鄉分離”轉向“城鄉統籌”。針對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出現的問題，黨深刻認識到變革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性，深刻認識到城鄉分割體制的不足。改革開放重大決策實行后，“城鄉二元”體制逐漸被打破，城鄉關系逐步走向統籌發展。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和推行，賦予了億萬農民對土地的管理權和使用權，同時給予對生產的決策權和對收益的支配權，從而極大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伴隨城鄉社會改革的不斷推進，農村社會生產潛力得到釋放，農村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逐漸恢復，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在此驅動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也隨之全面展開。鄧小平適時提出“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工農互依”的發展思路，逐步改變了過去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為認識和把握新時期城鄉關系提供了重要指導。

隨著改革的深入，為解決市場經濟過程中城鄉發展差距拉大和不協調的問題，走城鄉協調、統籌發展道路的要求呼之欲出。黨中央提出以城鎮化為依托推進農村城市化，強調要推動城鎮人口的比重較大幅度提高，使得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十六屆四中全會對城鄉關系有了全新的認識，“發揮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發揮工業對農業的支持和反哺作用，走城鄉互動、工農互促的協調發展道路”。在新的形勢下，黨中央把“統籌城鄉發展”納入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內涵之中，成為黨和國家推進城鄉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21世紀之初，中國共產黨推動農業稅全面廢除，加大對“三農”的補助，開展以“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內核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建立覆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使得城鄉二元關系大為改善，為進一步深化對城鄉關系的認識、實現城鄉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城鄉統籌”到“城鄉一體化”：黨對城鄉關系的卓識與躍遷（2012—202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黨繼續深化對城鄉關系認識的重要時代背景。在全力推進統籌城鄉發展中，我國城鄉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推動了城鄉關系邁入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階段。

黨的十八大明確把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把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作為推進城鄉關系發展的重要手段，著力要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等方面推動城鄉一體化，這為認識和把握新時代的城鄉關系指明了方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為繼續探索新時代城鄉關系問題提供了重要思路。以統籌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為例，國務院2014年印發《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2015年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2016年印發《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新時代統籌城鄉一體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在我國城鄉一體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成為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為此，黨在探索城鄉發展中明確提出要重塑城鄉關系，加快探索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新道路。隨著以脫貧攻堅為重要內容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成為我們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工作的總抓手。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重點從建立健全城鄉要素合理配置、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共享、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發展、鄉村經濟多元化發展、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等方面的體制機制出發，為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礎和政策依據。新時代，基于歷史與現實兩大方位，立于城市與鄉村兩大空間，黨對城鄉發展邏輯與運行規律有了更為全面而深入的認識，為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時代課題提供了重要指導思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城市建設思想文獻挖掘、整理與研究”（19ZDA01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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