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9日《河南日報》第7版

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的互動發展

——鄭州大學黨委書記宋爭輝談大學與城市互動

摘要

推動大學與城市之間的互動發展，不僅是大學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對于完善中心城市創新體系，提升一流大學的創新活力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流大學應充分發揮在中心城市建設中的科技支撐和文化引領作用，自覺融入區域和城市創新體系；協同構建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的互利共生機制，以擔負起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建設教育強國的重大使命。

作為人類文明的智慧結晶，大學與城市均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城市為大學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大學則引領了城市發展。世界上雖然并非所有的一流大學都位于中心城市，但無論哪個國家的中心城市都會擁有這個國家重要的大學。當前我國正扎實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各類資源要素加速向中心城市集聚，對于大學，尤其是一流大學的知識溢出效應和科技創新能力有著更為迫切的現實需求。推動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的互動發展不僅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要求，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并深入研究大學與城市發展的互動機制，著力構建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互利共生的創新生態系統，有效提升一流大學服務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

1.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內在邏輯

自大學產生之日起，大學與城市之間就構成了一對重要的互動關系。在西方，有些大學本身就是城市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形成所謂的“大學城”。比如，牛津大學與牛津市、劍橋大學與劍橋市、海德堡大學與海德堡市、哥廷根大學與哥廷根市等。加州大學總校前校長、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爾（ClarkKerr）則從另一個角度描述了大學與城市的關系。他認為，如果把傳統大學看作“一個居住僧侶的村莊”，現代大學就是“一座由知識分子壟斷的工業城鎮”，而多元化巨型大學則是“一座充滿無窮變化的城市”。事實證明，大學因城市而興起，城市也因大學而繁榮。在某種意義上，一部大學發展史就是一部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歷史。縱觀大學和城市發展史，二者的互動發展有一定的內在邏輯。

第一，互惠互利是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內在動因。大學與城市在發展過程中之所以能歷經分分合合，逐步走到一起，并形成緊密的互動關系，與互惠互利的理念密不可分。盡管大學與城市的關系總是不斷地變化，并在不同的時期和國家呈現出一定的歷史性和區域性特征，甚至偶有沖突，但變化的只是外在表征，彼此之間的利益和需要才是決定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和根本原因。正如斯坦福大學前校長約翰·亨尼斯（JohnL.Hennessy）所言：“人們都說沒有斯坦福就沒有硅谷，我還要加一句話，沒有硅谷就沒有一流水平的斯坦福大學。”社會發展實踐中，大學與城市雙方分別根據自身利益和彼此的發展需要，在歷經反復的博弈后，逐步建立起了利益共同體。只有大學與城市主動照顧彼此的利益和關切，保持良好的合作與互動關系，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現雙贏發展。

第二，城市化水平構成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基礎保障。城市化是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普遍趨勢，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準。愛德華·格萊澤（EdwardGlaeser）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指出：“城市才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和希望所在，城市絕不是矛盾的叢集，而是進步的源泉。”城市擁有良好的經濟條件、文化氛圍、基礎設施和治理環境，可以為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提供物質、制度與文化保障。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變化，有助于催生對人才資源和科學技術的旺盛需求，進而對大學的學科專業結構和人才培養模式提出相應的要求。城市的文化也會深刻影響大學與城市的關系。歸根結底，城市化的本質是人的城市化和文明化，是人類從農業文明逐步過渡到現代文明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城市文化與城市文明會對身處其中的大學師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并以大學文化的形式呈現出來。

第三，大學為社會服務的職能構成了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根本動力。近代以來，大學憑借自身的知識優勢，充分發揮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職能，為城市化進程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逐步成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主體。歷史和經濟社會發展實踐證明，一個發達的城市必然伴隨著一所或多所高水平的大學。誠如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DerekBok）所言：“我們不知道一個沒有大學的城市會更富有還是更貧窮。但是，我們相信，相對來說，很少有其他方式可以像大學那樣給一個城市帶來如此大的經濟效益。”事實上，大學帶給城市的絕不只是“如此大的經濟效益”，由于高水平大學的存在，整個城市的文化或文明水平以及市民的素質都會得到顯著提高。最終大學的辦學水平和文化傳統還會直接或間接地塑造一個城市的形象和品位。

第四，集群化構成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重要方向。從當前世界各國大學發展的趨勢看，大學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日益走向集群化，出現了大學群對接城市群、學科-專業鏈對接產業-價值鏈的發展趨勢，以集群效應提升區域發展的整體實力。世界高等教育史和科學技術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湯淺定律”，即世界科技創新中心的轉移與高等教育中心的轉移關系密切。歷史上，世界科技創新中心的順序是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也是按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的順序轉移。基于高等教育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密切關系，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均高度重視大學的集聚效應和輻射能力，圍繞高水平大學形成高等教育中心，繼而發展成為區域或國家科技創新中心或科技城。在這方面美國波士頓128公路三角科學園區和硅谷、英國的劍橋科技園區、日本的筑波科技城、印度的班加羅爾和我國的中關村科技園等都是大學集群化與城市互動發展的典型。近年來，為適應創新驅動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我國一些經濟發達而高等教育相對薄弱的區域中心城市，比如深圳、青島、寧波、蘇州等也開始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大力引進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以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為基礎，致力于形成區域科技創新中心。

2.一流大學為何要與中心城市互動發展

作為高等教育后發外生型國家，我國大學發展與城市發展之間一直存在緊密的聯系。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我國的高水平大學大多位于國家或區域的中心城市。那些重要的國家或區域中心城市一般也會擁有至少一所高水平大學。究其根本，中心城市可以為高水平大學提供更豐富的資源，促進大學辦學水平的提高；高水平大學可以為中心城市提供發展所需的技術和人力資本，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結構和產業發展方式正面臨轉型升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逐步成為承載各類資源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在此背景下，提升一流大學的創新活力，促進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的互動發展，實現大學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大學化，既是適應時代發展的趨勢和大學發展的規律，也符合當下我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現實要求。

（一）完善中心城市創新系統的客觀要求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設將引領城市的發展方向。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區域經濟布局結構的深入調整，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速度加快，城市化進程和城市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60％。根據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賽姆（Ray.M.Northman）提出的“諾賽姆曲線”，“城鎮化率從30％提高到60％，靠的是工業化的推動，屬于工業化階段；當城鎮化率達到60％以后，則屬于后工業化階段，主要靠第三產業來推動。”由此可見，當前我國城市化發展已到了一個關鍵的拐點。未來一個時期，資源要素將加速集聚，城市規模會越來越大，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將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作為對這種發展趨勢的一種積極應對，自2010年提出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以來，我國已先后批準建設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成都、武漢、鄭州和西安等九大國家中心城市，希望以此帶動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的融合發展。實踐證明，國家中心城市承擔著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具有較強的經濟基礎和科技創新能力，集聚效應和輻射能力強，可以對周邊城市和下游產業產生強大帶動作用，是區域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平臺。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發達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經驗表明，中心城市的創新需求依賴一流大學。沒有一流大學很難產生創新競爭力。當前，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城市之間的競爭越來越集中于科學技術和人才資源等方面的競爭。歸根結底就是科技創新能力、制度創新能力的競爭。與傳統工業城市的發展路徑不同，當下作為中心城市需要具有完善的城市創新系統，創新要素的驅動之于城市發展和繁榮至關重要。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等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中心城市發展的驅動要素。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和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大學，尤其是一流大學自然而然成為中心城市的發展重點和依賴對象。實踐中是不是擁有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和一流的高等教育體系往往成為判斷一個中心城市是否具有完善的城市創新系統和綜合競爭力的重要參考標準。從國際上看，根據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2016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百強》和“全球化和世界級城市研究小組”發布的《2016年GaWC世界級城市排名》進行統計，結果顯示，71％的一流大學坐落于世界級城市，其中兩所特級城市（倫敦和紐約）擁有6％的一流大學；此外，22％的一流大學位于一級城市，27％的一流大學位于二級城市，7％的一流大學位于三級城市，還有9％的一流大學位于自主城市。從國內來看，九大國家中心城市也聚集了全國大多數的高水平大學，大多具有超強或較強的高等教育實力。其中，“985”大學、“211”大學、“雙一流”建設高校、一流建設學科數量最多的前十名城市中，國家中心城市就有7座。

（二）促進一流大學創新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國提出建設“雙一流”大學，主旨在于支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服務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教育部出臺的《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將以人才培養、創新能力、辦學特色、服務貢獻和影響力作為“雙一流”建設的綜合評價體系的核心要素；突出強調了一流大學在國家和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創新價值。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證明，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的發展存在著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這是大學發展的規律，也是一流大學建設的經驗。一流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科研創新驅動力強，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支撐度和貢獻率就高。大學是知識創新的源頭，通過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知識溢出效應，可以為城市創新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大學是技術創新的發動機，通過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有助于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助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大學是智力高地，通過高端人才的培養和集聚，有助于提升城市創新活力和研發實力；大學還是城市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通過文化創新和整合，有助于改變人的知識結構，提升人的人文素養，從而可以在更高層次打造城市文化生態。在當前大學發展激烈競爭的背景下，一流大學作為創新成果和高端人才的搖籃，成為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根本動力。自覺順應大學發展規律，積極融入城市創新體系，主動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不僅是一流大學的基本職能，更是其實現轉型發展，打造自身辦學特色、提升辦學水平的應有之意。

需要注意的是，當前我國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的互動發展還面臨著一些現實困境，存在著一些制約因素，不能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協同創新。具體表現為：

第一，城市的包容度不夠，缺乏互動發展的環境。中心城市具有集聚效應，人才、技術等要素資源紛紛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加速集聚，極化現象突出。然而，一些中心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還不夠強，經濟首位度較低，產業競爭力亟待提升，對一流大學在城市科技創新體系中的源頭作用重視不夠，對大學與城市的互動發展關系、機制認識不到位，相對忽視了一流大學和高端人才賴以成長的制度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建設。

第二，大學的貢獻度不夠，缺乏互動發展動力。當前我國很多大學，也包括一流大學，開放辦學和市場化意識薄弱，很多研究成果結項以后就被束之高閣，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比例低；不能及時跟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面向現實問題的跨學科、多領域的交叉研究不夠；城市創新體系中學科-專業鏈、產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斷裂，導致大學發展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度和貢獻率不高。一些重點大學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只“頂天”不“立地”，或者既不“頂天”也不“立地”。高校學科建設中對于宏觀的理論問題關注較多，對所在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重視不夠，甚至游離于城市發展之外。

第三，大學的集群化不夠，缺乏互動發展平臺。當前集群化構成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重要趨勢，大學需要通過與企業、城市社區共建大學科技園區等平臺，以大學群和大學城的方式促進城市產業發展。然而，在我國許多大學，協同創新意識不強，大學與城市的融合度不夠，大學與大學之間，大學與研究機構之間，大學與企業、政府、社區之間缺乏有效的合作，大學科技園的平臺功能不明顯，既不能圍繞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形成產業集聚效應，也不能圍繞中心城市對周邊的城市群產生較強的帶動能力。

3.如何實現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的互動發展

一流大學應充分發揮在中心城市建設中的引領作用，自覺融入區域和城市創新生態體系，推動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深度融合，切實擔負起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責任和建設教育強國的艱巨使命。

（一）營造城市創新環境

一流大學是一個城市耀眼的名片。推動研究型大學與中心城市加強合作融合，既是發達國家重要城市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國一些經濟發達城市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典型經驗。然而，推動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互動發展單靠一流大學一己之力絕對無法勝任，還需要地方政府和城市當局發揮統籌協調作用，在政策支持、規劃引導和氛圍營造等方面創造條件。

第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應在創新主體、創新人才、創新平臺等方面出臺政策措施，根據城市產業結構優勢，培育和引進一批優質高等教育資源。近年來，為加強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鄭州就出臺了《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引進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意見》，全面深化已經簽署的京豫、滬豫教育合作協議，吸引世界一流大學和高層次人才來豫落戶。相關政策出臺后，2020年6月份就引進了西安交通大學鄭州研究院、中山大學河南研究院。2020年9月15日中原科技城也在鄭州正式落地，這是鄭州市以科技引領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計劃的具體體現，也是河南推進鄭州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重大舉措。

第二，加強發展規劃對接。政府部門要具備戰略眼光，在理念上重視一流大學在城市創新體系中的源頭作用，根據城市發展的總體定位和產業結構特點，自覺將大學發展納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實現城市發展規劃與大學發展規劃的有效對接。近年來，鄭州大學就結合一流大學的發展目標和鄭州國家中心城市的戰略定位，對標中部崛起、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強化“中心城市·一流大學”深度合作，充分發揮學科引領、人才支持、科技支撐和文化創新作用，以城育校，以校興城，深入推進協同創新，形成了以醫療服務、工程服務和科技成果轉化為特色的區域和城市社會服務體系。學校以一流學科為引領，以頂尖學術團隊和重大創新平臺為依托，以鄭州市重大創新專項為抓手，著力打造創新人才集聚和科技成果轉化高地。利用文化傳承創新優勢，提高城市人文品位，把黃河文化深深融入鄭州規劃建設和城市形象塑造中，為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增添內在動力。

第三，加強人文環境建設。中心城市要創新體制機制，強化制度體系建設，提升城市綜合治理效能，著力打造具有人文關懷的發展環境。世界著名創意經濟學家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Florida）曾提出過創新型城市的3T要素，即技術（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這些要素中技術和人才要素與高水平大學的服務職能有關，包容要素則有賴于城市良好的治理效能、綜合承載能力以及對創新的容納程度。只有通過良好的治理不斷提升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和包容度，并不斷改善城市人文環境，才能夠使中心城市充分發揮輻射能力，帶動產學研創新一體化進程和城市產業結構向高端化轉型發展。

（二）提升大學創新能力

一流大學應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資源，著力強化創新能力，凝練辦學特色，打造核心競爭力，以高質量的人才培養、科技創新和文化服務，主動適應和引領中心城市的發展。

第一，以高端創新人才為紐帶推動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當前，城市與城市之間競爭異常激烈。高端創新人才成為決定一個城市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作為人才培養的基地和人才集聚的平臺，一流大學對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厥功至偉。一流大學應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優化專業結構，構建以創新創業為導向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同時應積極引進國際化的高端人才，以國際化的人才引進和培養為抓手，助推城市的國際化。

第二，以科技創新成果為核心推動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一流大學應面向國家發展戰略，采取多學科、多領域交叉的方式，開展戰略性、基礎性、跨學科的研究，增強集成創新能力；應圍繞中心城市發展的重大問題，圍繞支柱產業集群，主動整合自身優勢學科集群，實現學科-專業鏈、創新鏈、產業鏈的緊密對接，推動科技創新成果加速轉換成現實生產力。

第三，以大學文化創新為引領，推動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大學是一個文化機構，承擔著文化傳承和創新的功能，是城市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閻光才教授所言：“作為一種人文生態景觀，高等教育機構與城市間互動最為突出的方面是它的文化學意義。”大學應整合自身的文化資源優勢，主動融入區域文化和城市文化體系，推動大學文化與區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有機融合，在激活城市創新活力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大學的辦學特色。

（三）優化高等教育生態系統

當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極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優質資源正日益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推進大學集群化發展成為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重要方向。通過大學尤其是一流大學和城市化的集聚效應，其他相關的大學和人才圍繞該大學組成大學城，進而形成具有一定規模和競爭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區，構成一個區域化的高等教育生態系統。實踐證明，由大學群對接城市群，并將大學的科學技術在大學科技園孵化為現實生產力，可以有效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

從發展現狀看，我國很多城市都擁有相當數量的大學，具備了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然而，現有的高等教育體系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卻不高，整體輻射能力還沒有顯示出來。這跟城市的高等教育體系和創新生態系統不健全有一定關聯。建設高等教育強省，完善中心城市創新體系，取決于省域高等教育的綜合競爭力，僅僅依賴幾所一流大學和若干一流學科是遠遠不夠的，一流的高等教育體系或大學的創新生態系統對于城市的發展更為重要。因此，地方政府應通過分類管理和分類發展，構建類型多樣、層次合理、發展均衡的省域和區域高等教育體系，保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內部的大學生態平衡；同時，以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為引領，創建符合城市定位的區域高等教育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形成一體化的資源要素集聚體系和協同創新能力。作為目前我國已獲批建設的9大國家中心城市之一，同時也是沿黃經濟體量最大的城市，鄭州具有自身的比較優勢，如綜合交通優勢等，但也存在著一些短板和不足，如科技創新能力薄弱、高層次人才支撐不夠、公共服務能力和城市宜居水平不高等。為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鄭州必須抓住中部地區崛起、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重大戰略機遇，加強統籌協調，強化省市協調聯動，站位國家區域經濟布局，以鄭州大學、河南大學兩所“雙一流”建設高校為支點，以“鄭開大道”為連線，打造“鄭汴科教金色走廊”；同時，以鄭州大學為核心，以洛陽、開封、新鄉、焦作部分特色骨干大學為支撐，著力構建一體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以大學群對接和服務國家中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謀劃推動鄭州與開封、許昌、新鄉、焦作等市協同發展，與洛陽副中心城市的聯動發展，加快形成中原城市群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四）構建互利共生機制

當前，國內外在促進大學與城市合作方面形成了較多的互動發展模式，如以國別來劃分，有美國的硅谷模式、英國的劍橋科技園模式、中國的中關村模式等；以合作主體來劃分，有以政府為主導的合作模式、以企業為主導的合作模式和以大學為主導的合作模式等。我國探索開展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起步較早、較為典型的當屬上海市。上海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三區聯動”模式，即“大學校區、科技園區與公共社區三者緊密結合的一種新型互動發展模式”。經過十幾年的探索，上海的“三區聯動”模式取得了顯著成效。事實上，無論哪種模式，推動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互動發展，關鍵在于構建互利共生機制，實現融合發展。

第一，以大學、政府、企業和社區為主體，構建大學—政府—企業—社區互動機制。以一流大學為核心的大學群是知識創新的源頭，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為城市創新體系提供根本動力；政府可以充分發揮統籌協調功能，為互動合作提供經濟基礎和政策支持；企業是市場發展的主體，能將科技創新成果直接轉換為現實生產力；社區則作為城市具體的公共空間，既是大學與城市互動發展的保障主體，又是發展成果的受益者。

第二，以大學科技園為互動發展平臺，加快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大學科技園是互利共生機制的主體部分，也是貫通基礎研究、技術創新和成果轉換的關鍵環節。一流大學應發揮主導作用，建設高水平的大學科技園，將其作為提升大學創新能力，服務區域和城市建設的重要抓手。

第三，根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選擇合適的互動模式。每個中心城市都有自身的區位差異和戰略定位，每所大學也有自身的發展優勢和辦學特色。探索一流大學與中心城市之間的互利合作，應在學習借鑒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立足本地區現有資源要素，選擇符合實際的互動發展a模式和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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